“給成國公朱希忠追封王爵的事兒，就算定下來，我會給禮部下條子，讓他們上奏此事。”
張居正假借宮中的意思，讓魏廣德和呂調陽在此事上選擇了沉默后，就開口說道。
魏廣德和呂調陽都低著頭，對于追封一個死人，兩個人雖然覺得不合制，但也知道沒法反對。
到此，事兒在內閣算是被定下來了。
慈慶宮里，馮保剛把外朝廷議結果分析完，有把成國公朱希忠封贈一事說了下，著重表達的意思就是內閣認為朱希忠當初在嘉靖皇帝南巡著火那次的一份救駕功勞。
其實嚴格說起來，當初真正救駕的不是朱希忠，而是早已死去的陸炳，是陸炳把嘉靖皇帝從火海中搶出。
但是之后朱希忠一直護在皇帝架前，勉強算個護駕功勞。
只是到了大明朝，朱希忠畢竟是成國公，所以這份功勞在之后很長一段時間里就被記載成是朱希忠和陸炳聯(lián)手救出皇帝。
特別是在陸炳死后，自然就更不會有人提起詳細過程，算起來已經過去三十年，當時在場之人已經很難尋找。
馮保既然敢收成國公府的銀子，自然也是好好盤算過此事的。
說起來朱希忠要追封王爵，除了嘉靖十八年那次救駕之功外，貌似還真找不到其他更大的功勞了。
“功大莫過于救駕”，救駕之功自然是頂頂大的功勞，其他的都得靠邊站。
因為即便身為君王，那也得承著救駕之人的一份情，自然要多加眷顧，救駕之功便顯得尤為不凡。
在中國古代的諸子百家中，儒家文化無疑占據(jù)著最為重要的地位，因此今天我們都會將古代著名的知識分子稱為大儒。
在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統(tǒng)治中，儒家文化一直都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雖然期間經歷了起起落落，但在漢武帝時期，終于被推舉到最為崇高的位置上，這就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說。
在之后的千年里，無論朝代怎樣更迭，封建統(tǒng)治者們都大力推行孔子的“仁學”，儒家學說也成了封建君王鞏固其統(tǒng)治的奠基石，儒家思想在封建社會是所謂的正統(tǒng)思想。
雖然在儒家思想里，救駕之功其實算不得什么，君王雖然看似最高最大，然而卻有一個“存在”凌駕于君王之上，這個存在就是“社稷”。
“社”本指土神，“稷”本指谷神，而社稷合起來卻是被用來指代國家，或者可以表述為祖宗傳下來的江山。
自古“社稷”貴于君王，所以挽救社稷之功，自然應該大于救駕之功。
只不過依舊還是那話，人情，救下皇帝那就是天大的人情債，皇帝也要還的。
“既然內閣有此心，那就追封成國公一個王爵吧。”
陳太后在這些事兒上一向都選擇信任內閣，既然馮保這么說了，自然是不會有假的。
她其實也只是依稀記得好像是有這么個說法，朱希忠和陸炳救過嘉靖皇帝，自此之后圣眷不斷。
“姐姐說的是，既然已故成國公當初有救駕之功，追封個王爵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兒。”
李太后也是點頭說道。
大明朝異姓只要不是活著封王，在后宮之人看來就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兒，祖制上并未明令禁止。
說白了，一切都看當初朱元璋定下的規(guī)矩，只要符合規(guī)矩，自然就可以。
而在內閣這邊，張居正已經拍板后，正要結束這次閣議，呂調陽忽然開口說道：“首輔大人，次輔大人，我今日看到福建海澄縣縣令上交的一份公文。
文中提到夷船自南海而來，攜帶大量白銀和海外出產交易我大明商品后，因港口商品已然售罄，故而又采購一批黃金離開。”
“嗯？白銀換黃金，也算一項買賣，可有何不妥之處？”
張居正問道。
“我大明之前一向是禁止金銀流通，雖在隆慶年間允許銀錢兼使，可畢竟并未允許黃金交易，海澄縣知道此事后不知該如何定奪，所以上報到戶部。”
呂調陽開口解釋道。
聽到這里，魏廣德也明白了海澄縣令擔憂所在，不過他在這個時候，更多還是想到混亂的大明錢法。
中國歷史上雖有很悠久的用銀淵源，但在西漢及以前，白銀并非是流通的貨幣，而多作于工藝品和首飾方面的用途。
到了東漢以后，市面上偶爾可以看到白銀作為支付貨幣，皆因金銀的稀缺，限制了金銀這類貴金屬成為流通貨幣。
中國秦漢時期實行的其實是單一貨幣，就是制錢，如刀幣、五銖錢等，只有官方制錢才是法定貨幣。
到了唐代，開始實行錢帛并用，錢幣有“開元通寶”等，大宗交易則使用“綾”、“綃”等絲織品。
兩宋貨幣也是沿用唐代制式，實行錢帛平行本位制度，也是以制錢為主，中后期又增加了紙幣，即交子、會子和關子，但結算單位還是論“貫”。
之后的元朝雖然曾鑄過少量銅錢，但貨幣流通很快就確定以紙幣為主，其鈔法經歷了中統(tǒng)鈔、至元鈔、至正鈔三個階段。
宋朝的紙幣在元朝大放異彩，想來也是宋人想象不到的，朝廷開始發(fā)行中統(tǒng)鈔，強令全國通用。
在元朝，紙幣才是唯一的合法通貨，金銀銅錢一概禁止使用，拒絕使用紙鈔的，是死罪。
只是，紙幣是以白銀為儲備貨幣，所謂“銀錢相權”，紙幣名義上是可以兌換成白銀甚至黃金和絲帛，這就注定了紙幣仍是錨定實物的，使得紙幣的發(fā)行受到限制。
同時，朝廷賞賜的，不是紙幣，而是金銀等物，讓人們無法對紙幣有足夠的信心。
元朝后期發(fā)行的紙幣，很快從一開始以白銀作為準備金變成由朝廷直接決定發(fā)行數(shù)額，到此紙幣很快陷入貶值，進入惡性通脹時期，紙幣信用喪失。
朱元璋選擇印制大明寶鈔，其實不過是繼承宋元開始的紙幣，所以大明一開始也選擇元朝的政策，禁止金銀及銅錢流通，只準使用寶鈔。
不過因為宋、元兩代紙幣劇烈貶值的緣故，在大明寶鈔通行的同時，白銀始終在民間有一席之地，直到幾十年后朝廷不得不放松對白銀使用的限制，“朝野率皆用銀”。
正統(tǒng)英宗皇帝在位時，朝廷實行的賦役折銀制度，允許不服役的人繳納白銀替代以及金花銀制度，由此也開啟了明朝財政白銀化序幕。
金花銀原意為足色而有金花的上好銀兩，又名折色銀或京庫折銀，是明代稅糧折收的銀兩，主要用于皇帝賞賜，折放武官月俸。
明初征收賦稅主要是實物，僅坑冶稅有金銀，夏稅秋糧折收金銀惟在陜西﹑浙江偶一行之，俱解南京供武臣俸，各邊費用間亦取于其中。
永樂遷都后，京師官員需持俸帖往南京支領俸米，道遠費多，輒以米易貨，貴買賤售，有時俸帖七八石，僅易銀一兩，于民于官均不利。
正統(tǒng)元年，副都御史周銓建議于南直隸、浙江、湖廣、江西不通舟楫處，將稅糧折收布絹、白銀解京充俸，江西巡撫趙新、戶部尚書黃福等也先后奏請。
明王朝遂決定將南直隸、浙江、江西、湖廣、福建、廣東、廣西之夏稅秋糧四百余萬石折銀征收。
米麥每石折銀二錢五分，共折銀一百零一萬二千七百余兩于北京內承運庫繳納，每季分進二十五萬余兩，入內承運庫，謂之金花銀。
宣德時，江南巡撫周忱乃請檢重額官田、極品下戶稅糧準折納金花銀，每兩當米四石解京充俸。
其后這一制度概行于全國其它各布政司，以為永例。
到這個時候，朝廷官面上雖然依舊是禁止白銀流通，但因為征稅時已經將白銀當做征收賦役的媒介，實際上已經默認了白銀的貨幣屬性。
宣德以后民間交易幾乎不用寶鈔，弘治、正德朝也多次以太倉積錢給官俸，十分為率，錢一銀九。
由此也可看出，明廷到這個時候其實已經把白銀作為貨幣在使用。
到了嘉靖年間，白銀的使用已經滲透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終于到了嘉靖八年，朝廷開始“課稅、官俸俱用銀”，北方防御蒙古俺答“增兵沒戌，皆以銀支給”。
朝廷白銀收支的情況越來越多，白銀離法定貨幣越來越近，而根本原因也在于鈔法已經徹底糜爛。
成化、弘治時期是明朝財政的重要轉折時期，與明初偶發(fā)性的財政支取不足不同，該時期朝廷財政開始出現(xiàn)連續(xù)性的支用危機。
不過在這個時期，朝廷在支用不足的情況下還能通過印制寶鈔來彌補財政不足。
而到了嘉靖朝，寶鈔根本就花不出去，只能使用民間接受的銅錢和白銀。
但就支付軍餉的寶鈔，由于寶鈔崩潰使得官軍支鈔等同無支，因此部分邊鎮(zhèn)官軍考慮路途耗費，出現(xiàn)或四五年，或八九年，乃至有終身不支鈔者。
但無論如何，這一時期還可以用寶鈔來彌補財政，只是嘉靖皇帝是個比較務實的皇帝，他知道繼續(xù)向下面支付寶鈔可能影響皇權穩(wěn)固，所以順應民意開始選擇白銀支付，減少寶鈔發(fā)放。
而這，也成為了嘉靖朝巨大虧空的根本原因，耗盡老庫積存亦不足。
想到這些，自然也是魏廣德早就在考慮的一件大事兒，這事兒他沒有信心自己能操作好，或許也只能把希望寄托在上面那人頭上。
想到這里，魏廣德不由得看了眼首輔位置上的張居正。
想要張嘴，不過眼角余光看到輔臣呂調陽，魏廣德最終還是打算等等，和張居正私下里商議此事。
而這件事兒，就是魏廣德一直在考慮的，徹底廢除“大明寶鈔”。
此時的大明寶鈔，名義上依舊是大明朝廷官方認可的貨幣，但是實際上早就被民眾拋棄，僅作為一種財政征收媒介和禮儀性貨幣存在。
但是，雖然被民間拋棄，可在朝廷和地方官府在做年度財政報告時，寶鈔依舊被做為重要的一環(huán)，甚至于嘉靖八年后課稅用銀，也只是一部分，相關鹽稅、商稅折鈔、關鈔依舊還有一定比列收支的寶鈔。
這在魏廣德看來，實在是朝廷財政收入的一大損失。
若是能夠徹底禁止地方官府在收稅時接受寶鈔，全部改用銀錢，朝廷朝政收入當能增收十數(shù)萬兩銀。
不過這些政策，多是在成祖、宣宗時期為了挽救寶鈔而制定的政策，在印制、發(fā)放大量寶鈔后適量回收一部分寶鈔穩(wěn)定寶鈔幣值。
這些政策，已經成為了所謂的“祖制”，倒是很難變動。
至少，魏廣德不認為自己有能力改變。
倒不是理由不充分，實際上太祖朱元璋制定寶鈔政策時，就從沒有想過要回收這些紙。
既然太祖時就沒有這個打算，那之后的政策也就是有違祖制，現(xiàn)在廢除也就順理成章。
把每年戶部還在回收的那些寶鈔全部換成收銀錢，自然可以增加財政收入，實打實的銀子。
于是，等呂調陽起身告辭后，魏廣德借故留了下來。
“善貸，你還有何事？”
張居正在問出這話的時候，內心其實是忐忑的，他也擔心魏廣德發(fā)現(xiàn)他和馮保的密謀。
一旦把事兒捅到慈慶宮去，他們可就是吃不了兜著走。
只不過，魏廣德說出自己想法了，張居正才暗松一口氣，他們的計劃沒有被發(fā)現(xiàn)就好。
“寶鈔自宣德朝停止印制后，朝廷其實每年回收的寶鈔數(shù)量依然不多，有必要徹底廢棄嗎？”
張居正不認為魏廣德這個想法有多大的利益，即便可以為朝廷增加一點銀錢又如何，那等于把大明寶鈔最后的遮羞布也撤掉。
太祖留下的爛攤子，他可不想去碰。
“叔大兄，現(xiàn)在朝廷困局非一朝一夕能解決，只能增收節(jié)支再無它法。
叔大兄那篇《生財有大道》我也拜讀過，‘蓋務本節(jié)用，生財之道也。’
可惜，朝廷支用太多，根本無法做到結余，為此只能想方設法將應收之財盡收。
以善貸看來，這寶鈔抵稅就是可以徹底放棄的。
當初太祖發(fā)現(xiàn)寶鈔，主要還是我大明銅料不足之故，印制寶鈔方便民間流通，至于之后，那是后話。
當今雖銅料依舊緊缺，可適才和卿所言卻讓我眼前一亮，如今海外白銀涌入，朝廷制錢，似是可以.....以銀制錢。”
魏廣德所說銀錢，可不是這個時候大明流通的銀子和制錢，而是打算直接在大明制作銀元。